崇祯初年，阉党伏诛，众正盈朝。

彼时大明江山处在内忧外患当中，内有李自成、张献忠扯旗子造反，外有皇太极公然另立朝廷。这个时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力亏的明廷必须先顾一头。而“攘外必先安内”，内部的李自成、张献忠其实是不可和谈的，于是与皇太极的大清议和成了唯一的选择。

但是，明明这么明确的战略选择题，崇祯皇帝就是做不出决定。其实崇祯不是没有动过议和的念头，最接近和议达成的一次，是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惨败之后，内外交困的崇祯实在崩不住了，下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秘议和款。

和约的最终文本本来都已经拟好了，但就在这临门一脚之际，陈新甲的家童误把这机密的和款当成邸报拿出去张贴。结果弄得议和之事尽人皆知，朝堂上非议满满，实在受不住的崇祯皇帝不得不砍了陈新甲以谢清议，议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帝国到了末期，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是它的“战略锁定”。

帝国行使它的霸权总难免遇到对手，而在与对手博弈的过程中，总难免形成“套路”。套路一旦形成，就会有既得利益集团依附与其上赖以谋生。这个时候帝国再想进行战略转向，就会触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晚期帝国想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是极难极难的，非大有为之君而不可为。

明末后金（清）的边患问题，是万历年间出现的，明初朝廷用来备边的饷银本来是极轻的，九边武备的军饷年例加在一起也不过数十万两而已。但努尔哈赤一扯杆子造反，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明朝军事开支成几何倍数增加，到了万历朝末年，仅辽饷开支就突破了每年四百万两。

庞大的开支不仅压垮了明朝财政，更要命的形成了一种“取天下而奉一处”的畸形体系。它如一口毒瘾，让这个帝国欲罢不能。从“辽饷”中得利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借此名正言顺的开始对大明其他地方的子民开始了吸血。
负责与后金对线的关宁军每年花费着大量饷银，形成了一个奢靡、稳固的军事既得利益集团。

而整个明朝北方的物资供应体系也随之而动，商贾、物流都跟着饷银往关外走，这些依靠辽饷制度供养的商贾集团，成为附庸在关宁军事集团至上的第二层“辽饷制度得利者”。
而关宁军阀和商贾们又内结朝堂言官，将“平辽”的重要性在“汉虏不两立”的重要性，上升到不可动摇的“政治正确”高度……

而在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加持下，明朝的“战略之舵”已经锈死了，任何想让明朝从辽东这个战略方向抽身的动议，都要面对辽饷供应的关宁军阀、依靠辽饷发财的输粮商贾和被他们所收买朝堂“清流”这个庞大的“政商军抱合体”。

依靠东林党支持上位的崇祯皇帝，本就非什么雄才大略之主（虽然他自己以为自己是）。

且不论崇祯面对的是多大的一个烂摊子，他手中的权力是有限的，能做的改变并不多。
在国内，阶级矛盾已经严重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财政完全指望从穷苦农民身上收税。宗室、文官、勋贵，最肥的几块蛋糕哪块都动不了。虽然东南地区的财富持续增长，但国家却几乎无法从中受益，政府税收系统几乎失灵。

最糟糕的是，明朝的政府和军队都已经失灵。朝廷的官员欺上瞒下，对崇祯只有虚假的阿谀奉承，绝不会办一点实事，他们对于党同伐异的兴趣远大于对治国的兴趣。
政治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由于效率低下浪费资源却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而明朝政府就是典型的“政府失灵”式政府。

它和秦朝还不一样，明朝取之不能尽锱铢，用之而如泥沙，钱既收不上来也花不到位，自然要崩溃。

真实的历史不是小说，万历有机会延长明朝的国祚，但这一切的可能性都随着对帝师张居正的清算而烟消云散。

到了崇祯这里，力挽狂澜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这就是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