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 by @Hawaiii90, 【今天，我们聊阿辉伯】他走了，哲人已去，逝者如斯。一时代巨人殒落了，你可以褒贬他，但你改变不了他在台湾政坛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自古以来华人民主第一人。他可以照搬 [...]

【今天，我们聊阿辉伯】他走了，哲人已去，逝者如斯。一时代巨人殒落了，你可以褒贬他，但你改变不了他在台湾政坛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自古以来华人民主第一人。
他可以照搬蒋家独裁体制，做终身统治者。却开启直选，修宪，废除万年国代，成为第一任民選总统，实现政权和平交接，证明华人可以有民主。

为什么李登辉在台湾被誉为“民主之父”？而不是大陆人所抬举的蒋经国？台湾民主化的今天，即使是一坨屎，也不得不称赞是世界上只有发达国家才出现的政权和平过渡。没有发生任何流血牺牲事件，而几千年从来不老实的中国军头，蒋介石管治下的国民党军中各派糸，却让李登辉这位没有军职的文职继位总统摆平。

1988年1月13日，当时的强人总统蒋经国去世，相较蒋介石离开前早已多年不主持政务，陆续将权力交接给儿子蒋经国，蒋经国算是猝逝，不及安排接班人选。正因没有规划接班，强人留下的，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局面：党部基本由秘书长李焕掌握；政府权力在行政院长俞国华手中；至于军方，则是参谋总长郝柏村。

如此情形，如果你是李登辉，该如何逐一面对？此时他放低姿态，先让大多人将自己视为无威胁性的过渡人选。因为除了蒋经国大力提拔，学界出身的李登辉几乎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在党内没派系，不曾任职中央官职，也没有地方派系基础。因此，多数“山头”都认为可以放心把权力“寄放”在李手上，之后再慢慢打算。

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天资聪颖，就读台北高校，并一路升学至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那时台湾是日本殖民地，每人都有日本名字，二战期间曾有一支台籍日本军队，他也曾是台籍日本兵，这就是日本人的由来，其实每个台湾人都如此。他战后前往美国取得硕、博士学位，论文还获得美国农学会全美杰出论文奖。

学经历如此优秀的人物，返国后任职于台大教书，因为淡化外来统治形象的树立台青策略，被延揽至蒋经国政府中，并渐取得信任，逐步担任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职，最后于1984年出任副总统。不过就任没多久，掌握大权的蒋经国就在未明确安排接班人情况下过世。身为副总统的李登辉，于是依法顺势继任总统。

因为他即无势力支持，也无派糸依靠，所以各种政治势力都放心的将他认定为“过渡时期”，让他坐上总统的宝座。中国人总说蒋经国主动放弃了蒋家王朝的继续权，才有台湾民主。事实并非如此，江南案，是蒋经国的一个宠爱的儿子，通过军情特务糸统，指使黑社会到美国本土去谋杀一位美国公民，激怒美国了朝野。

毋庸置疑，至今美国人在台湾仍然佔据特殊政治地位。事实上，江南案后美国人看到他儿子胆大妄为到在美国开枪杀人，已经不同意蒋家继续接班统治，蒋经国外放儿子远离台湾政坛中心，记得出任新加坡大使，即为明证。
后来，李登辉想选第二任直选总统，也是被美国人打枪终止。
所以台湾民主化的推手是老美。

李开始掌握总统与党主席的双重人事权，有了发动攻势的正当性。首先，把与李较无历史渊源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换掉，让在任的党秘书长李焕接任。而当李焕转到行政部门，留下来党秘书长位子，就交给推举李登辉上位曾有大功的宋楚瑜。经由宋运作，并透过接下来的党务选举，李也逐步掌握了党内的权力。

等安顿好党内的山头派糸，再来就是趁李焕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把当时已升任国防部长的郝柏村，换成行政院长。这次，就算李焕也无法动员其派系反对，因为他面对的也是同样大山一座的郝柏村。然而，也正因郝的根基深厚，背后代表着庞大的军方体系利益，也同样成为李登辉在这波政治斗争中最后的未爆弹。

这样，李登辉通过挑动党政军的内斗，巩固自己的总统大位，另一方面用党糸李焕斗掉政糸俞国华，又用军糸的郝伯村斗掉李焕，用行政院院长一桃杀掉俞国华，李焕，只剩下军头郝伯村。这个次序是不可能乱的，因为如果先动郝伯村，他所代表的军队，可能会出事。当时的军队，是党军，蒋军，但不是国家军队。

军队对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是极为重要的支柱。1947年二二八后，成为威吓镇压台湾人民的军事力量；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同时对外防止中共军队入侵。

不过，军队是私有的。可以说它姓蒋，姓党，姓山头，唯独不姓国家。李登辉以一己之力，把这支军队改变成国家军队，三十年未发生干政事件，真是了不起。

1933年起，蒋介石不断在军事训练中宣扬“信仰统帅”思想，曾说：“就全部革命军而言，我蒋委员长就是一个头脑，如果你们不信仰我使得全军头脑没有，那么无論手足怎么有用也不能作用！”

私有化则是透过“政工制度”对军队各层级进行渗透控制。在军官指挥的領导体系外，“政工干部”以政战主管的身分辅佐军官。

因政工干部有权向上级举报部队违法犯纪的状况，所以军队中人人自危，相关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高度的监控，于是军人慢慢开始对国民党的指挥言听计从，怕犯政冶错误。

郝伯村之所以能掌控军方大权，更是因为“军政、军令二元化”的体制。根据1978年公布实施的《国防部参谋本部组织法》第9条规定：

参谋总长在军队系统为总统幕僚长，总统行使统帅权，关于军队指挥，直接经由参谋总长下达军队；参谋总长在行政国防部为部长幕僚长。

因此，军队由参谋总长担任总统的幕僚长指挥，服从“军令”，而做为国防部长幕僚长处理一般“军政”。参谋总长在军政、军令上的职权，使长期担任此职位的郝成为军方第一人。

实际运作上，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职权混淆不清，更让参谋总长“有权无责”，对上直接听命于总统，对下直接指挥三军，不受立法院监督、质询；而国防部长“有责无权”，不能指挥军队，却要对立法院负责，接受相关质询。

这也像台湾政体一样怪胎，立法单院制，行政院长既向总统又向立法院负责。到底向谁负责？

因此，这时军队可说处于一个接受总统与国民党控制，但行政院与国会却对军队缺乏控制机制的状态。军队忠诚主要建立对国民党領导人的个人魅力及权力网络上，多半处于一种非正式的控制关系。所以在蒋去世之后，这颗未爆弹引信则跑到军事权力第二顺位的郝手中。对此，李究竟使出了什么招式来逐一拆解呢？

1988至1990年间，李非常仰赖郝的军事派系支持。如同前述，李并无派系且无政治势力，尚无政治经验的他，也在摸索跨过代理人就能实行军队统帅权。
李接任总统时，郝已担任參谋总长长达六年，在军队已培养出庞大且依附的派糸。为安抚郝并争取支持，李先任命郝为參谋总长；再为稳定军队，更升任郝国防部长

在这样连当事人自己都称“肝胆相照”的时期，李借由郝作为“军队代理人”，逐步在军中建立起自己的威望，并经由亲自与基层官兵对话，培养各级军官，主持军事会议等机会，让各部队与李之间，在心态上有了更直接的认同。更在1990年5月，李登辉决定提名国防部长郝柏村组阁的消息传到立法院，立即发生震撼。

1990年，郝被提名为行政院长，表面上，这个举动虽给予军人在台湾政治结构中取得空前地位的假象（即行政院长），实际上李想要进一步控制军队，又给了郝无法拒绝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诱惑，把郝交给舆论、大众与国会修理。

果然，引发学生在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反对党到处宣扬“反对军人干政”口号，

民进党等在野反对党，从议会到街头发动多次抗议活动，引发大众对郝的军系色彩有所不满。另一方面，由于郝欲担任行政院长，也不得不迫于各方压力从军中退役，松动了郝在军中多年累积的控制，放弃再回军方任职的可能性，明升暗离军队，让李有机会透过清洗的方式，逐步改变军队人事组织结构。

当时《首都早报》即在同年5月3日以斗大头版刊出“干！反对军人组阁”标题，且《自立晚报》也在同日的社论中，贴出“无言”二字为社论。紧接着在同年5月8日，民进党立委彭百显等26人，也临时提案要求确立中华民国文官体制，主张军人不得干政，入阁须先解除军职，并经立法院同意，行使同意权时应举行听证会。

接踵而来的抗议浪潮，让郝不得不在5月9日表示，已停军职现役转任文官，会以文人身分担任行政院长。但反对力量并未停止，同月19日，学运力量及“全民反军人干政联盟”更发起“反军人干政大游行”，在中正纪念堂大举抗议。同日，当时的国是会议筹委也发起非正式决议，要求郝柏村退役，以缓和外界抗议声浪。

一波波反对浪潮，使得郝进一步退让，只有退役。同年5月27日李批准了国防部长郝柏村申请除役的要求，郝未来卸任政务官之后也不能够恢复军职，也不能够再享有一级上将之待遇。
这时候，郝伯村就是傻子，也明白李登辉想干什么。1990至1993年，李与郝的政治分歧逐渐台面化，俩人对领导权归属终须奋力一战。

台湾政坛遍地烽火，精彩如何继续呢？
1992年底，立法院全面改选，由于李郝长期政治意见有所不同，李就顺势以建立“行政院向新立法院负责”的宪政惯例为由，要求郝柏村辞职。最后，在国民党主流派与民进党的反郝声浪中，郝终于1993年1月31日提出内阁总辞，并于2月3日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后，由郝提出辞呈。

郝的政治事业因而告终，李的政治江山就此奠定。

利用郝担任行政院长的军队人事空档，李借由选拨升迁将领，慢慢改变军队的领导生态。此一时期，李专注选择“本土认同”色彩最深的人，刻意提升愿意配合军队改革、服从党国威权色彩较轻的军官，甚至军内党内有人认为李专门升用郝的反对派來担任重要军职。

在这过程中，李同时大幅裁剪台湾军队编制，让军官人人自危，深恐自己成了牺牲品，断送原本的终身制升迁之路。为了争取那日益减少的机会，职业军人也就不得不认清风向，努力调整适应李的领导统御，投向李麾下。
李的贡献在于，他的目标是要实现军队国家化，只接受总统指挥，只能对外，不能对内镇压。

简单讲，李就是要彻底建立“军政、军令一元化”制度，正式改由“文人统帅”，让文人政府不再活在军事强权的阴影中。前面渐进的人事调整，也有效防止军队大幅反对转型，因军人倾向认为这种转变不但有利于国家社会，对职业军人也是“有利可图”，进而降低直接挑战文人政权的可能性。杜绝军人干政和政变机率。

由于文人政府想要完全控制过往不曾涉猎的军队领域，李终究须制度性的法律手段，才能彻底将威权对军队的影响一扫而尽。在这样的考量下，所谓文人统帅——将军事力量置于文人政府領导之下，禁止军事对内政进行干预，并同时受到国会监督——就成为了李追求台湾政局长治久安，免受武力荼毒的最后一步。

先是立法委员的发动进攻，再有大法官的一锤定音。1998年7月，大法官经由立委声请，作成司法院解释第461号：
参谋总长应否列席立法院备询或陈述意见……严重影响立法院质询权的行使和国防预算的正常审查。
结果造成只有几千万元预算权的国防部长成为拥有几千亿元预算权的参谋总长的“人头”……这种规避，

表面上规避的是立法院的监督，实际上是规避了全体国民的监督、规避了宪法的监督。参谋本部以纳税人的百千亿元做为预算，却规避纳税人的监督，全国军事事务成为不为人知、不受监督的黑箱作业。这种现象之形成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是在总统已由民选产生的今天，实有彻底厘清的必要。

国防部主管全国国防事务，立法委员就行政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关于国防事务方面，自得向行政院院长及国防部部长质询之。至参谋总长在行政系统为国防部部长之幕僚长，直接对国防部部长负责。
接着，立法院也在1999年9月提出《国防法暨国防部组织法》修正法案，亟将大法官解释修成正果，

于2000年1月5日立法院第4届第2期完成立、修法程序，在同年1月29日公布，期以三年筹备调整后实施。现行《国防法》第8条也规定：
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为三军统帅，行使统帅权指挥军队，直接责成国防部部长，由部长命令参谋总长指挥执行之。

这就是“军政、军令一元化”理念的具体规划。

国防部长也能在总统的领导下，完全指挥军政、军令等事项；参谋总长不再是总统直接指挥的军事幕僚长，而正式改为国防部长的军事幕僚长，相关军事命令仍应获国防部长的授权。

至此，由代表民意的总统和文官国防部长直接统制军队，并透过国会的调查与质询，军队国家化的理念才得以落实在国防军事体制中。

李登辉在位执政十二年，直到2000年国民党输掉政权，军队和国民党关系，已通过人事与制度慢慢产生分割。政党轮替，军队已不存阻碍政权交接的可能。

至此，台湾“军队国家化”算是逐步完成，任何人不再可能在毫无监督与征兆下，独断操控军队。李登辉功不可抹。以一己之力用政治操作让台湾实现和平民主化。

李登辉总统任内，最没争议的是将台湾从蒋家王朝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而和平，来自于李登辉通过政治操弄，瓦解郝柏村为代表的军方势力。可以说，没有李拥有善长于纵横捭阖的枭雄政治本事，就沒有台湾宁静革命成就的过人功业，台湾各方对李为民主化所做的贡献，几乎无异议。“多少年来，台湾就这么一人。”

但从国民党内来看，对李的评价却截然不同，除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等少数人外，都把他视为摧毁国民党的头号罪人。二○○○年总统大选“连萧配”惨败，国民党首度失去政权，很多长期与李登辉共事的僚属，懊悔效忠李的过往，更有重量级蓝营人士说：“被李登辉骗了。”
的确，李的总统任内国民党曾经三次分裂。

李登辉在一九九四年四月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访问时，以“外来政权”诠释国民党执政本质，认为根本没必要执着于国民党的永续执政；促成台湾朝民主化、本土化成功转型，才是他真正该做、想做的事，这就是偏绿打蓝了。

二○○○年首度政党轮替后，李曾亲口吐露，“生前和平转移政权”的最大心愿终于成真。

即使选后他面临党内“弃连保扁”的强烈质疑，甚至是逼宫，被迫提前卸任党主席，似乎也从未对国民党在他手中失去政权，有任何愧疚的表示。
二○○○年国民党败选的四天后，三月二十二日李登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宣布：“即日起辞去国民党主席。”随即离开一片死寂的会场，从此，再也没有踏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据悉，当时被盛赞为台湾民主先生的李登辉，其实颇感轻松，他私下透说：“幸好不是党主席，否则就得处理陈水扁找唐飞组阁的难题。”

李登辉还表示：“从此，或许我是个失败的国民党主席，但却是成功的总统。”这在国民党人耳中，异常刺耳，更怒火中烧，毕竟李是靠着国民党才得以攀登权力顶峰，享受荣耀。

对国民党人来说，李登辉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并非扶植反对党或是“去统偏独”走隐性台独路线，而是他一手造成国民党三次大分裂，严重削弱国民党的力量，才让民进党在二○○○年总统大选颠覆政权成功。
第一次分裂是一九九○年的主流、非主流之争。表面上并未造成党的裂解，但是党内首度爆发大规模权斗。

拥李主流派诉求本土化、台湾化，与外省菁英为主的反李非主流人士对决，让这场政争沾染浓厚省籍情结，更埋下日后国民党实质分裂的种子。
蒋经国死后，李登辉虽依法继任总统，但接掌党权却是阻力重重，国民党中常会拖延两周才召开。虽经宋楚瑜保驾护航，李成为代理党主席，但与某些势力的矛盾也急速恶化

同年七月的国民党十三全会，拥李派顺利压制赵少康等青壮派以党内民主为名的票选诉求，仍以传统起立鼓掌通过李为党主席。但与林洋港、李焕等人为首非主流势力的斗争，一直是他的阴影。
九○年李登辉打算连任总统，提名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为副手，因党内大老不认同而引爆“二月政争”。

李登辉最终惊险胜出，国民党提名他和李元簇为总统人选，但战场却转移到选举总统的国民大会。非主流推出林洋港、蒋纬国的“林蒋配”，与国民党提名的“双李配”竞逐。
李登辉动员民间力量反制，不惜塑造外省人欺负台湾人总统的氛围，国民党地方派系、大学生也纷纷动员挺李，“林蒋配”无力抗衡只得退选。

李登辉风光当选后，接着提名号称与他肝胆相照的国防部长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取代非主流大老李焕，有效瓦解了非主流国民党内政治势力。

李登辉虽在主流、非主流之争中大获全胜，确立党政第一人的地位，但过程中动用省籍及地方派系当斗争武器，无可避免在国民党内造成严重后遗症，撕裂严重人人站队。

九二年底立委选举，国民党受主流、非主流之争余波影响失利，挺李的集思会立委几乎全军覆没，而赵少康等人组成的新国民党连线，立场挺郝反李，却大多顺利当选。
九三年，李决心逼退郝，二月郝在国民大会受辱后辞职，赵少康派也与李的国民党分道扬镳。同年国民党十四全会召开，赵少康等人出走成立“新党”

当时一党独大国民党首度正式分裂。新党获得外省、军系及都市中产选民支持，有效侵蚀了国民党传统选票版图，连黄复兴铁票都被动摇流失近半。
影响所及，当年的台北县长选战到九四年台北市长选举，新党提名候选人都展现强大破坏力，自己不当选也不让国民党当选。国民党提名的蔡胜邦、黄大洲尝到败绩。

台北市长一役，赵少康旋风般拿下四十二万余票，硬把黄大洲挤到第三名，开启政坛国、民、新三党分立时代。国、新之争更让陈水扁坐收渔翁之利胜选，取得日后夺取江山的基础。
或许新党出走对如日中天的李登辉只是皮毛之伤，甚至党内本土派还认为，外省势力离开后，反而有利于党的团结、落实本土化路线。

九七年因冻省风波，省长宋楚瑜与情同父子的李登辉反目，第三次的分裂对李登辉及国民党而言，肯定是伤筋断骨的重伤害。

兼具政治谋略及基层支持的宋楚瑜，九九年出走成立亲民党，投入总统大选，与国、民两党候选人连战、陈水扁三足鼎立抗礼，分裂的国民党对抗团结的民进党，敲响了国民党政权的丧钟。

如果说政权顺利过渡，和平交接各党派势力只能称赞，那分裂国民党，暗帮民进党，则让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痛恨不己，但对国民党是坏事，但对台湾民主化，的确是好事。
可以说，没有李登辉担任国民党的总统却帮民进党，他们夺取政权没有那么快。
而李为发展党内本土政治势力，导入的黑金政治，至今遗害无穷。

李登辉极盛时期，完成七次修宪中的六次，金钱与政治毫不遮掩政商交换，把《宪法》玩弄与鼓掌，当然成为“黑金教父”、背后每次都是政治斗争异己。更为人诟病的是，如此频繁的修宪，却给台湾的政治体制留下一个烂摊子：
•五院没改三院
•行政院长有责无权，既对国会又对总统负责
•国会单院制
•两党独大

为什么说李登辉的“台湾民主之父”当之无愧？因为台湾虽然解严、解除党禁、报禁是蒋经国任内，但台湾包括国会全面改选、直辖市长选举、总统直选都在李登辉总统任内立法完，民国80年第一次修宪废除动员戡乱、改选，民国83年第三次修宪确定总统直选细节，李登辉毫无疑问扮演关键角色，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人对李登辉的恋日情节大惑不解，多有诟病。
其实，李登辉小时候没上过一天的中文课，对中华文化一无所知。
你可以从中华民族主义的视角批判他背主亲日，责备他意图固化民族分裂现状的居心，但必须认知到：
他是一个日本殖民教育养成的跨时代人物。
他是一个痛恨国民党威权统治追求自由的国民党人。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而从未接受中华文化洗礼的台湾人。
他是一个无法认同共产政权的反共者。
他是一个对日本感情真挚而毫无中国感情的政治人。
他是一个威权政治培养的多面政客。
你让他接受统一于中国的愿景？
不以台湾独立为政治终极目标？
不以国家统一委员会打假球伪装政治立场而后奔向台独目标？

站在台湾本土立场看他，就可明白他表面上统独政策前后不一，其实背后有着不变的台湾本土情；
也可明白他看似族群意识超强，其实是为了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培育台湾主体意识；
更可明白何以他掌权初期积极透过秘密管道与中共磋商并建构了两岸白手套建制，后来却用国与国关系与北京当局搞到水火不容，

其实是欲以独立的中华民国与对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平起平坐；明白他的“两国论”无法实现之后，还要在卸任后变本加厉滑向台独，其实是要永绝中国并吞台湾的隐患。
明白支持他和憎恨他的人对他的感情何以如此强烈，
认同中华者反他的台湾意识。
认同台湾者视他为思想导师，是台湾意识的重要创建者。

由于视角不同，所以对于李登辉功过的评价南辕北辙，
但无论站在台湾、中华民族或者世界文明的角度上看，他在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确实发挥关键作用。
争议的分歧点在于他处心积虑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政治连结与文化纽带，究竟是分裂中国还是确保台湾？

他造成国民党的分裂，究竟是拆解了一个政治巨灵还是壮大了台独为思想核心的政党？
他分化了台湾的族群关系，究竟是削弱了长久以来政治特权群体还是种下族群撕裂的恶因？

无论如何评价其功过，
他都是一位深具宏观远略的政治领袖，
是一位深谙权谋政术的政治人物，
是一位率真而果敢有为的平民领袖。

他的功绩是台湾后继者无法超越的，
他的争议则是仁智互见而无法调和的。

最后，用他认定的薪火传人，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悼词结束：“我认为，李登辉总统在台湾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让台湾走向一条没有办法回头的民主之路。我也深信，李总统对台湾历史最大的影响，是重新塑造了台湾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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